中国之所以能够成功开辟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够赢得民众的广泛支持，以及中国的经验对其他国家有何借鉴意义，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本报记者专访了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兼作家米夏埃尔·盖格尔。他从多个角度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成就及经验。
盖格尔教授长期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持续关注中国的发展实践。在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他曾组织多位德国专家学者共同编纂出版了《中国百年》（中文版名为《点赞中国》）一书，该书从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个维度深入探讨了中国共产党所获得的辉煌成就。
受访者：
郭梓云，本报欧洲中心分社记者
米夏埃尔·盖格尔，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中国问题研究者、作家
“中国正在探索一条激动人心的新型社会发展模式”
记者： 您为何会对中国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
盖格尔： 我对中国的观察和研究已有大约二十年的时间。在这期间，我阅读了大量关于中国历史文化和发展道路的著作。我对中国之所以如此着迷，是因为中国正在探索一条令人振奋的全新社会发展路径，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据我所知，其他国家尚未尝试解决过如此复杂的问题。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学者，这种探索在精神上极大地触动了我，也成为了我研究中国的强大动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需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这意味着共产党人有责任为新的生产力发展创造空间。找到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并非易事，然而中国共产党却以惊人的速度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如今，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高科技领域已走在世界前列。曾有人断言社会主义道路行不通，但中国的发展实践正在有力地证明其可行性，这也促使全球学术界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涵。
记者： 您曾提出“理解中国道路，不能局限于‘西方思维’”的观点。您认为传统的“西方思维”在认识中国道路上存在哪些误区？
盖格尔：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历史悠久且发展迅速的大国，其复杂性和多元性不言而喻。然而，长期以来，西方的一些主流舆论往往倾向于聚焦于中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阶段性问题，并将其放大，与此同时却忽视了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就像一瓶水，有人看到的是已经盛满的部分，而有人却只关注未被装满的部分。我认为，这种认知上的偏差与社会思维方式密切相关。西方社会更加强调个人主体性，而中国等亚洲国家则更侧重于个体与集体的协调关系，以及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并强调共同发展。这两种价值体系的差异是天然存在的，因此，部分西方观察者习惯于用自己固有的经验来评判中国，从而难以洞察中国社会发展背后的内在逻辑。
记者： 您出版《中国百年》一书的初衷是什么？
盖格尔： 中国发生的一切，正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学术界经常探讨，中国取得的成就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我看来，中国的发展成就必须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回顾中国近代史，从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赢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再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促成改革开放，直至实现国家快速发展，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因此，要想真正理解中国，就必须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
长期以来，一些西方媒体将抨击中国视为一种“习惯”，他们害怕“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我们有责任尽微薄之力，从不同的视角讲述中国的故事，向西方国家介绍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出版《中国百年》正是希望能够提供更多的观察视角。
“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更为深刻”
记者：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曾探索过社会主义道路，为何中国能够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盖格尔： 关键在于，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更为透彻，能够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时代化，并以极具创造性的思路化解各种矛盾。
几十年前，人们难以想象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如何能够兼容。当时，欧洲不少社会主义国家也曾尝试统筹这两种经济模式，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最终未能成功推行。中国则大胆突破了固有框架，进行了大胆实践，并在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取得了重大的实践突破，如今已收获了实实在在的成果。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任何一个旧社会向新社会的转变都需要经历一个过渡时期。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需要经历一个更为漫长且复杂的历史过程。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深刻把握了这一历史过程的复杂性，设计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并创新性地破解了发展道路上遇到的种种难题。可以说，中国的实践真正符合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源要义。
记者： 您曾探讨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投资回报率”。如今，您如何看待这一“投资回报率”？
盖格尔： 客观评价百余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价值，必须立足于中国发展的完整历程来审视。如今，“投资回报率”已不足以形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所取得的成就，我更倾向于用另一种表述——马克思主义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催化剂，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极大地丰富和激活了这套理论本身。中国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用自身的经验塑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对社会发展理论的一次成功探索。
尽管至今仍有一些西方学者执意割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的内在联系，但中国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二者的融合不仅具有可行性，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重大成就，其关键一点在于能够将当下的时代背景与自身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相结合，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路径。中国的经验值得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进行研究和学习。
记者： 中国悠久的文化是否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新的土壤与养分？
盖格尔： 我之前曾提到中国对集体的重视。在中国古代典籍的记载中，国家负责建设基础设施，兴修水利，根据各地的旱涝情况调配水资源，从而保障整体农业生产。这种集体主义的思维方式早已根植于中国人民心中。从文化层面来看，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孔子的思想，强调个人的责任感和积极进取的精神。
马克思同样高度关注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他曾提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无论是中国传统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将实现社会与个体的和谐置于重要位置。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后，能够与中国传统思想产生对话，并在中国社会找到了独特的生长基础。
“人民至上已融入中国共产党的血脉”
记者： 您认为中国共产党最特别之处体现在哪里？
盖格尔： 即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国共产党依然保持着清醒务实的态度，从不宣称掌握了绝对真理，更不会将自己的发展模式强加于人，要求其他国家照搬。坚持立足本国国情总结经验，并持续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是中国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
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拥有这样的思维模式，所以他们始终主动进行自我革命。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牢记对人民的责任，并以务实的精神正确应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断进行自我革命。这种自我净化能力，不仅能够及时清除党内的投机分子、整治腐败问题，也使得政党能够持续适应时代发展的全新要求。
中国共产党还具备长远眼光。中国共产党人对时间的理解与众不同，他们的思考并非以年为单位，而是着眼于更长远的时间维度。这种耐心、定力以及长期规划的能力也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记者： 您认为中国共产党为何能够赢得民心？
盖格尔： 中国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率之高，是西方一些政党“做梦都不敢想的”。一个政党能够长期、持续获得广大民众的认可，说明它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人民的实际需求，并切实改善了人民的生活。
中国共产党非常强调群众路线，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深入人民群众之中，从人民的实践中发现问题，再将解决问题的经验转化为可执行的政策。欧洲的一些社会主义实践过于依赖理论文本，试图直接从经典著作中寻找答案，而没有充分倾听人民的真实需求。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始终能够不断调整自身，回应人民的关切，这是其保持活力的重要原因。中国共产党始终扎根于群众，人民至上已经深深融入中国共产党的血脉之中。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判断一个政党是否值得支持，并非依据抽象的理论，而是看自己的生活是否得到了改善，未来是否充满希望。中国在短短几十年间大幅提升了生产力水平，使数亿人口摆脱了贫困，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正是中国共产党获得人民支持的重要原因。以中国的脱贫事业为例，据我了解，有数百万名党员长期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他们并非只是做做样子，而是深入最贫困的地区，了解每个家庭面临的实际困难，并寻找具体的解决方案。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普通民众的紧密联系。
记者： 中国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将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您如何评价中国共产党人的“渡河”智慧？
盖格尔： 我非常欣赏“摸着石头过河”这个说法。在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现代化的过程中，本身就没有现成的答案，必须一步步摸索和验证。摸着一块块“石头”试探着前进，有时不得不及时调整方向，才能最终抵达河的对岸——这种务实的态度至关重要。
在德国，我们常说“一场比赛的结束，是下一场比赛的开始”。中国已经克服了无数困难，渡过了许多河流，未来还会遇到新的河流。中国需要继续“渡河”，过程中或许会遇到新的问题，但中国共产党已经通过其100多年的实践证明，他们完全有能力应对挑战，破浪前行。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一种极具远见的世界观”
记者： 中国的发展经验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有哪些借鉴意义？
盖格尔： 中国不仅实现了全面小康，更为世界各国在思考新问题、开展思想交锋、探索现代化路径方面提供了宝贵经验。
例如，如何将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资源配置相结合，这是全球面临的一个重大议题。一些极力推崇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在当前的发展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这表明市场并非万能。中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始终掌握着主动权，在吸引更多外资和技术、推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同时，始终保持了发展的自主性。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了解如何在不失去自主权的前提下对外开放，至关重要。
中国的长期规划能力也值得学习。中国连续制定并实施五年规划（计划），公开宣布要达成的目标，并且每五年都会对规划执行情况进行总结，根据实际进展及时调整和优化规划内容，以确保发展目标的顺利达成。这种做法值得各国借鉴。
记者： 面对日益加剧的国际局势动荡，“战争不可避免论”等论调持续蔓延。中国在化解国际分歧、维护和平稳定方面做出了哪些贡献？
盖格尔： 在我看来，中国向世界展示了一条不同于传统大国竞争逻辑的发展道路。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并不必然需要通过扩张和对抗来维护自身利益。中国的发展历程表明，大国可以选择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克制和理性的方式处理复杂的国际关系。
在当前冲突不断的国际环境中，保持战略定力、避免陷入对抗是一项极其艰巨的挑战。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中国始终强调划清原则底线，同时保持足够的耐心与克制，在复杂局势中努力寻求平衡，这体现了其成熟的战略智慧。这种平衡之道，也与中国传统哲学中“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相契合。真正高明的政治智慧，并非简单地在对抗与妥协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在维护自身利益与促进长远稳定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
记者： 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提出的方案，对世界具有怎样的意义？
盖格尔： 我特别欣赏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我看来，它是对和平共处理念的进一步深化。和平共处意味着在互相尊重、互不干涉的前提下相处，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进一步强调，面对全球性挑战，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各国之间拥有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需要相互依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一种极具远见的世界观，是中国共产党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的重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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